在中国传统史学中，正史和野史是历史研究材料不可或缺的两大部类，共同奠定了历史学宏伟大厦的基石。惟其如此，历代学人不仅充分肯定了正史的学术研究价值，而且对野史整理和研究的兴趣经久不衰。且不论明清年代以及民国时期学者编纂的大型野史丛书，仅最近二十年来，重印和新编野史丛书的势头仍然方兴未艾。在这些众多的野史汇编中，山东泰山出版社编纂与出版的《中华野史》是二十世纪关于中国?集与整理的集大成之作，可谓后来居上。与以往的野史汇录相比，《中华野史》具有以下优点：
一是收书范围全面，内容丰富，有裨于人们认识中国历史的全貌。众所周知，从史学价值来看，以《廿六史》为代表的历代正史虽然是史学发展的主体，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演变的全过程，但它毕竟只是官方史家眼中的历史，只能展示历史演进的主线，远远不能反映出历史发展多姿多彩的面貌。野史的兴起和繁荣，极大地丰富了历史记载的内容。野史的作者绝大多数都是非史官身份的文人学者，不仅社会身份复杂，而且接触的社会层面广泛，能够更真实地品评人物、记载事件、考究典制、辨章学术、褒贬世风，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展现出中华文明的内涵，有着正史所不可替代的价值。《中华野史》在已有各种野史汇编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共汇集先秦至民国野史1000余种，约4000万字，装帧为16巨册，收书数量蔚为大观。这套丛书按朝代分卷编次，与历代正史相辅相成，不仅能够对正史起到补充作用，而且可以揭示各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和不同社会的风貌。例如南北朝时期杨?之《洛阳伽蓝记》、刘义庆《世说新语》、刘邵《人物志》等野史著作反映出佛学、玄学盛行和门阀政治的特点；唐末五代时期李德裕《次柳氏旧闻》、郑处诲《明皇杂录》以及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等著作揭露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政治腐败等社会问题；宋代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叶梦得《石林燕语》、岳珂《愧郯录》等著作多记宋代典章制度和朝野故事；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谢肇氵制《五杂俎》等主要以记载社会风俗而著称。把历代野史著作汇为一帙，就成为一幅贯通古今的中国社会生活史画卷，远比正史丰满。不仅如此，《中华野史》在编纂过程中，还发掘出一些鲜为人知的抄本和海内外孤本，既扩大了收载数量，又提高了这套丛书的价值，在整体水平上超过了现有的同类著作。
二是标点整理，简体横排，便于社会各界人士广泛阅读和使用。在《中华野史》面世以前，各种影印或整理出版的小说笔记、野史杂录等著作出版时间分散，分布地域广泛，无论个人还是单位都不容易收藏；而现有的大型野史汇编均为繁体竖排或影印各种丛书版本，既不符合现代大多数中国人的读书习惯，又因人们畏难古文而曲高和寡，限制了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普及，无法适应当前现代化建设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的需要。《中华野史》从面向社会普及传统文化知识的宗旨出发，把历代野史裒集起来，使读者一书在手，即可万卷在胸，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神交万古，见贤而思齐，睹佞而自省，从古代史籍中批判地吸收人类文化的精华。全书采用简体横排，按照现代汉语习惯标点分段，排除了阅读理解上的障碍，方便了不同专业的人阅读和利用。另外，在编排体例上也体现了面向大众这一原则。各卷内容编排是以野史内容归类，即把不同朝代作者撰述的记载同一内容的野史归入一卷之中；而没有按作者时代分卷，把不同时代作者撰述的记载同一内容的野史归入不同卷中。例如宋人工称《西夏事略》和清人吴广成《西夏书事》两书记载西夏历史的内容，则全部编入辽夏金元卷，而不是把前者编入宋代卷，后者编入清代卷。如果单纯用历史编篡学的理论衡鉴与评价，这种编纂体例不无可议之处。但是，编纂者之所以考虑把记载同一内容的不同时代出现的野史汇编在一起，目的就是要给读者提供丰富全面的历史记载，便于人们集中考察同一历史事件、同一历史人物或同一典章制度，比较前人的各种见解，了解和认清历史的全貌。
三是注重所选野史的史学价值，意在繁荣学术，嘉惠史林。《中华野史》的入选书目，经过许多著名历史学家、版本学家和古典文献学家严格论证，又聘请全国知名的古籍整理研究机构的学者、专家标点整理，是对我国现行野史一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对于推动史学研究以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首先，广大史学工作者可以利用丰富的野史材料弥补正史材料之不足。历代野史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绝大部分内容是可以征信的。许多野史作者撰著野史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补正史之阙和备史官修史之用。例如唐李肇“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自开元至长庆年间写成《国史补》。李德裕撰《次柳氏旧闻》，旨在“备史官之阙”。正因为野史作者具有这种深刻的史学意识，有目的地记载正史所缺漏的内容，在某些方面较正史记事丰满，可以补正史之不足。今天人们可以利用这些数量众多的材料，进一步研究和撰写中国历史，推动当代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其次，可以利用野史材料考辨正史记载的错误，看清历史的真相。历代官修正史均有曲笔隐讳之处，欲求历史真相，必资野史考证。晚明史家王世贞指出：“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野史记事多为作者直接见闻，且较少忌讳，在考史方面有重要价值。清代乾嘉时期的考史学家钱大昕、王鸣盛等人，利用大量野史考证正史，撰写出《廿二史考异》和《十六史商榷》。赵翼尽管表面上声称野史乃史馆修撰正史之弃余，不能以之驳正史，然而实际上在《廿二史札记》中既采用野史补充正史记事不足，又利用野史辨正正史记事之误。近人陈寅恪以韩愈《顺宗实录》与李复言《续玄怪录》相互发明，考证出唐代宦官胁迫顺宗以立宪宗和宪宗为宦官所弑的历史事实，更久已成为史学界的佳话。凡此足以证明，野史在考证史事方面的价值极为重要，不容忽视。再次，唐宋以降尽管历代史馆都修撰前代正史，从未间断，而且在某些方面仍有创新，然而正史在总体上已经失去了活力，无法领导史学发展的潮流。最能代表史学发展方向的乃是私史，这其中就包括大量野史。我们从宋、元、明、清时期的野史中，可以发掘出丰富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可以看到史学创新之所在。从今天的认识来看，历代野史是一个有待于深入发掘而且具有重大价值的史学宝藏，《中华野史》的编纂者可谓独具慧眼，在这方面作了一次有益的探索与尝试。
《中华野史》的编纂与出版，无疑会推动史学工作者以及其他相关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进一步致力于发掘和继承传统文化遗产的工作，促进我国学术文化事业繁荣昌盛，贻惠世人，功在千秋。
泰山出版社近期隆重推出的大型古籍整理丛书《中华野史》，无疑是在千禧之年奉献给社会与读者的一份厚礼。由于工作的关系，得以先睹为快。它不仅以规模宏大（16巨册，煌煌四千余万字，容纳了自先秦至民国的野史典籍的精华）引人注目，而且以其严谨的学风、可信的质量，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首先，高素质的学术编纂队伍，为高质量的整理成果提供了可靠保证。
丛书的整理者，来自于全国十几所著名的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在跋语中，开列了一份实际参与整理工作的著名学者的名单，其中有历史学、文献学、版本目录学等学术领域中堪称一流的专家，甚至是学界泰斗。尤为难得的是，他们不计名利，以一个普通整理者的身份，从事着严谨的工作。例如：《十六国春秋别本》一书的整理者曹道衡先生，是中古文学史的著名专家，他对本书的关注和研究，历时多年。在此次整理中，他针对前人疑为伪托之作的观点，经过自己的审慎考辨，提出此书富有学术参考价值、不可轻弃的观点，并且采用了多本汇校的方法，对文字内容做了大量的校改工作。每处校改，曹先生都做了详细的校记。我有幸见到了他的底本，几乎每页上都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校记文字，一字之改，必有所据。虽然因受制于全书体例，这些校记未能与读者见面（这当然是一种遗憾），但是整理成果的信实可靠性未受任何影响。从而使这一整理本，成为目前最好的一个版本。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其余的整理者，也大多是活跃在教学与研究领域的中青年学术骨干，他们多有硕士、博士学历，或有副教授、教授职称。他们的知名度或有差异，但都崇尚扎实的学风，认真负责的精神。正是这种全力的投入，才保证了该丛书的质量臻于上乘。
其次，努力反映古籍研究与整理的最新成果，提高学术层次。
这在每篇整理题解中体现得最为集中。题解的篇幅一般在300字左右，但整理者却力图介绍作者及其年代、作品主要内容及价值、版本情况等学术要素，特别是对有争议的野史典籍，更注意探讨其学术争鸣内涵，反映最新研究成果。例如：《越绝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历来争议很多，整理者李晓菊既全面地介绍了争议状况，又援引当代学者仓修良近年发表的学术论文，更依据1998年至1999年的浙江省相关最新考古报告，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全新的论述。此种情形，也在《建康实录》等书的题解中出现。再如：《孔子家语》一书，曾在“古史辨”中被认定为伪作，从此很少有人给以关注和研究。整理者张涛依据考古所见的文献，参照李学勤先生的相关论述，提出了此书可能结集于汉魏之交的观点，指出所谓的王肃伪造之说并不可信，这些富有学术独创性的论述，对于帮助读者了解学术信息、加深对原著价值的理解，是有积极作用的。
在此次入选的书目中，有一部分曾以单行本的形式整理出版过。我做过部分书籍的对勘工作，发现《中华野史》整理本的总体水平是令人满意的，可以说达到了后出转精的要求。还有部分书目，以前未经整理出版，尽管富有学术价值，却因不易寻找而影响了对它的利用。本丛书的整理工作就具备了开启先路的意义。比如：《蜀王本纪》一书，对研究上古巴蜀文化有重要价值，但历来号称难读。整理者马怡悉心校理，使这部书有了一个较好的版本。
再则，整理者还做了部分辑佚的工作。
例如：《三国典略》一书，清代学者曾有辑佚之作。但由于对书名的误解，错把魏、蜀、吴三国分争的佚文辑入，并且把作者的姓名和年代，做了错误的表述。这一错误，长期以来未加纠正。此丛书的整理者尚虹，重新做了辑佚工作，共辑得三百多条佚文，并明确了作者为唐人丘悦，其记事范围为南北朝时期。从而使本书成为目前中国内地最好的一个版本。
此外，该丛书尽力为读者提供便利的刻意追求，相信也会令读者感到几多温馨。丛书的整理，采用简体横排、新式标点的版式，使读者对象得以大大扩展，不仅从事文史研究的人可加引用，而且非专业人士也得一最便利的读本。丛书的编排，不以作者所处年代为序，而以著作所涉人事的时代为据，从而使某一时代、某一人物的相关材料，汇集到一起，便于检索利用。在具体内容的按语中，也体现出便利读者的宗旨。如：在《建康实录》卷四的底本上，有一处文字存在着长篇脱漏的问题，整理者在按语中指出，脱漏部分可以参看中华书局标点本《三国志》的某某页。这就为研究者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线索。
野史对于学术研究的价值，是学界所共认的。简体横排本《中华野史》的推出，为快速有效地查找和利用野史资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确实是佳惠学林的盛事。可喜可贺。 社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127号 电话：（0531）2062166－6073 邮编：250001 联系人：梁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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